1976年，金庸感到异常疲惫，就去他经常去的酒吧喝酒放松一下，结账时，他顺手给了女服务员10元小费，没想到对他的生活产生了巨大影响！
1966年的香港，查良镛42岁，刚把武侠小说写成了现象，又因《明报》社评惹上麻烦。那是一篇措辞尖锐的文章，得罪了当时左派，报社门口被人贴大字报，还收到过恐吓信。他心烦，独自走进湾仔一家不起眼的西餐厅，点了一份牛扒，刀叉在盘子里划得响。
那天的服务员是个16岁的女孩，叫林乐怡，刚来上班没几天，眼睛干净，笑起来有点怯，见他心情不好，轻声推荐了当日套餐。查良镛没记住推荐了什么，但记住了那双眼睛。
第二天，餐厅收到一个半人高的洋娃娃，包装精美，卡片上只写了“金庸”。林乐怡愣了半晌才反应过来，那个中年顾客竟是写《神雕侠侣》的人。这之后，查良镛成了餐厅常客，每次都坐她负责的区域，吃完饭也不急着走，有时看报，有时写几行字，偶尔和她聊两句小说。
那时他正和朱玫一起经营《明报》，那是报社最艰难的阶段，朱玫变卖首饰撑起现金流，夫妻俩白手起家，从铜锣湾一间小办公室做到香港最有影响力的报纸之一。
事业蒸蒸日上的背面，是两人性情碰撞出的暗伤。朱玫强势、精明，查良镛骨子里有文人的散漫和浪漫，谁也不肯先弯下腰。
大儿子查传侠出生那几年，夫妻关系尚可，后来又添了三个孩子，家越大人越远。1960年代末，查良镛深夜写社论，朱玫在隔壁校对版面，两人为一条标题能争到天亮。他没有倾诉的习惯，只偶尔去那间西餐厅坐坐，林乐怡会安静地续上咖啡，不多问。
1972年《鹿鼎记》连载完结，金庸宣布封笔，江湖没了，他把自己关进《明报》的时评里，写得越多，心里越空。
1975年秋天，19岁的查传侠考入哥伦比亚大学，离家万里。父子通信里，查传侠几次流露出对人生的困惑，文字间有抑郁的影子，查良镛当时正着手修订十五部武侠全集，又赶上《明报》扩版，每天只睡四五个小时，回信越来越短，电话也总说不上几句。
1976年10月的一个夜晚，查传侠从纽约打来最后一通电话，线路那端声音哽咽，说想跟父亲好好谈一谈。查良镛正在赶一篇社评，截稿只剩半小时，他让儿子等等，匆匆挂了线。稿子交出去再拨回去，没人接。几天后，消息从大洋彼岸传来，19岁的查传侠在宿舍自缢。
丧子之后，查良镛整个人塌了下去。朱玫同样崩溃，但两个崩溃的人凑在一起，不是互相搀扶，是互相撕扯。她怪他终日埋首报纸，疏于家庭；他沉默以对，连一句辩解都懒得出口。
冷战了几个月，他开始频繁出没北角丽池附近的酒吧，喝到打烊才走。也是在那间酒吧，他重新遇见了林乐怡——她已从西餐厅转到这里上班，23岁了，眉眼间多了几分沉稳。
1976年11月一个深夜，查良镛照常结账，顺手搁下10元小费往门口走。林乐怡追了出去，硬把钱塞回他手里，说她看过他所有武侠小说，知道每个字都是熬夜熬出来的，这钱她不能拿。
那个瞬间和十年前餐厅里推荐菜品的画面重叠在一起，查良镛意识到，这个从16岁就认识他的女孩，从来只看见他这个人，而不是“金庸”两个字的分量。
纸终究包不住火。1976年底，朱玫通过私家侦探拿到了丈夫出轨的证据。她没有歇斯底里，直接开出条件：离婚可以，林乐怡必须绝育。理由像刀刃一样冰凉——金庸将来的财产和版权，只能归属朱玫所生的四个儿女。
一个陪他从零打拼、却遭背叛近20年的女人，用这种方式锁死了未来继承权的版图。查良镛默许了，林乐怡也没有拒绝，1977年初，24岁的她走进手术室，用生育能力换了一纸婚书。
1977年夏天，查良镛和朱玫正式离婚。几个月后，《明报》刊登了一则简短启事，宣布他与林乐怡结婚。没有婚礼，没有蜜月，两人搬进山顶道一处安静的寓所，林乐怡从此消失在公众视野之外，偶尔陪他出席活动，总穿素色旗袍，站得远远的。
朱玫离婚后独自生活，1998年因肺病在香港去世，终年63岁。她去世前几年，有人在中环见过她，一头白发，在一间小茶餐厅里独自吃饭，没人认出她是当年《明报》的女主人。
查良镛得知死讯后去鞠了躬，对着遗像站了很久，后来在修订版《倚天屠龙记》后记里写过这样一段话，讲张三丰眼见张翠山自尽时自己的描写——那时我还不明白。他没提儿子的名字，但所有人都知道他指的是那通没接起来的电话。
2018年10月，金庸逝世。林乐怡72岁，42年的婚姻到此终结。丧礼结束后，有人见她坐在车里，从口袋摸出一张旧港币，慢慢展平，又叠好。没人看清面额，但十元纸币在1976年的香港，刚好够买一杯热咖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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